学术现场丨绕不开的黑格尔哲学——A. 阿恩特教授访谈

编者按

本期推送柏林洪堡大学荣休教授、国际黑格尔协会名誉主席A. 阿恩特（Andreas Arndt）先生的访谈。

在此预告，九月开始的“黑格尔与现代世界”（Hegel und die moderne Welt）系列讲座——“国际著名黑格尔专家”专场，阿恩特教授将作为第一场主讲人，于9月2日作题为“‘Die Eumeniden schlafen’: Über die Fragilität der Moderne ”的学术报告，敬请关注、期待！

阿恩特（Andreas Arndt）：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荣休）教授，黑格尔研究专家。现担任国际黑格尔协会名誉主席、《黑格尔年鉴》编辑、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协会顾问组成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顾问组成员和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施莱尔马赫研究中心主任。

本访谈刊登于《伦理学术11——美德伦理的重新定位》第177-187页，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若有引用之需，烦请核对原文。

《伦理学术11——美德伦理的重新定位》

2021年秋季号总第011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1年12月 

绕不开的黑格尔哲学

——A. 阿恩特教授访谈

A. 阿恩特/著  朱渝阳/采访整理

▲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

朱渝阳（以下简称“朱”）：阿恩特教授您好！我首先感兴趣的问题是，您是怎样走上哲学之路的？您在大学以哲学为专业，这是一个偶然的选择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阿恩特：何时开始哲学？儿童不需要知道哲学或者非得听过“哲学”这个词就已经能提出一些涉及哲学的问题:世界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我在世界之中的哪个位置？什么叫作“万物总是相互关联”？我1949年出生在德国北海岸的威廉港（Wilhelmshaven），也在那儿长大。在那里观望大海的时候，我甚至会直观到，什么是整体中的一个环节——事实上这个问题从未让我释怀。小学和文理高中虽然没有哲学课，但那时我却读了萨特、加缪、雅斯贝尔斯、黑格尔、马克思和马尔库塞，还（在古希腊语课上）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至于我当时真正能理解多少，我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为以后打下了基础。自1968年以来，我首先在弗莱堡大学学习了哲学（和日耳曼文学），一开始是跟随莱纳•马腾①，他当时就研究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分析哲学”的东西。之后通过赫里伯特•博德②关于黑格尔的讲课和讨论班，我又再次远离了分析哲学的方向。赫里伯特•博德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他能传达出一种贴近文本，同时又兼具体系的解释，这在当时无疑是强烈地以海德格尔为导向的。最后，乌特•古佐妮③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她当时开设了许多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克思的课程一当时我在弗莱堡大学的学习还处于学生运动及其尾声时期。当听说我在弗莱堡要做一个简短报告时，古佐妮女士曾给我写邮件，告诉我，她对我记忆犹新一这让我感到十分高兴。遗憾的是，在我报告的时候，她恰好外出旅行，因而我们当时未能见面。1971年，我转到波鸿鲁尔大学，很快就进入了海因茨•基默尔④的学生圈。在我文科硕士毕业之后，基默尔鼓励我读博，担任我的博士生导师，后来也成了我的好朋友。在波鸿黑格尔档案馆的学术环境中，我主要学习黑格尔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但也学习了现象学(跟随伯恩哈德•瓦登费尔斯⑤)和诠释学(跟随卡尔弗里德•格律德⑥)。在基默尔那里，我又学习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和基默尔当时建立了一个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学生工作小组。这个工作小组共同实现了一个出书项目(《唯物主义的模式》，1978)，我当时也参与其中，这也是我的首部出版刊物。在基默尔离职去鹿特丹之后，1977年，我在比勒菲尔德以一篇关于列宁哲学观的博士论文毕业(尤尔根•弗雷斯⑦和基默尔担任博士论文的鉴定导师)。随后我在比勒菲尔德哲学系找到了第一个教职。1979年，我前往(西)柏林，并在那儿参与了《施莱尔马赫全集》的编纂工作。

朱：如果说，黑格尔哲学只是您大学学习其中的一个模块，那么，在您几十年的工作中，黑格尔哲学则成了您研究的重心。从1992年到2016年，您担任“国际黑格尔协会”的主席，2016年至今，您仍然是这个协会的名誉主席。黑格尔哲学从未远离您的视角，现在仍是您的一个在研项目。您能给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您对黑格尔哲学如此地投入？

阿恩特：我刚才已经简要提及，我是何时以及怎样走向黑格尔哲学的。我有这种经验，我们不能简单地结束黑格尔哲学——无论我们是想要了解黑格尔，并在其思想中不断地深入，还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对其置之不理。这首先绝不是因为黑格尔想要表达晦涩、令人费解，而是因为他（依据当时的知识水平）把大部分哲学史和科学史系统地压缩成一个对现代性的定位。正是这种多样性和现实性（因为在我看来，虽然后现代被呼唤着，但现代仍一直是我们的时代）才使得黑格尔首先不是努力要让我们在现实的情境中来把握我们自身，并让我们独立地进一步思考他的哲学；对于黑格尔而言，他必须要在实在性中找到自身，也就是说，必须要精确地、不断以新的概念的方式表达在历史中变化的实在性。因而，对黑格尔哲学的每一次习得都同时与要把其思想现实化的尝试必然相连。这使得黑格尔哲学以及从事黑格尔的哲学研究工作是如此令人感到兴奋。历史思想、体系和现实性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不可分离，彼此相连，因而从事黑格尔哲学研究并不令人精疲力竭（就此而言，我不认为其他哲学也是如此）。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福柯曾说过，黑格尔之后的哲学虽然始终在尝试脱离黑格尔，但却总是再次回到对黑格尔的探讨之中。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对黑格尔批判的历史，但这种批判通常情况下是无法离开黑格尔的。最好的例证就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虽然我们总的来说想要告别哲学，尤其想要告别黑格尔，但黑格尔却仍然是一切哲学的“最终标准”，并且应当被继承。我沉浸在黑格尔哲学中长达50年之久，但黑格尔哲学至今仍像第一次遇见时那样深深吸引着我。

朱：黑格尔哲学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每当我们试图逃脱黑格尔的时候，却自觉不自觉地再次返回到黑格尔那里。但黑格尔也曾说过，哲学是“思想中对它自己时代的把握”。这意味着，每一种哲学关涉的是其各自所处的时代。如果我们必须考虑这种暗含在内的时代维度和经验性指向，那么我们可以认为，黑格尔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事实上却相反，黑格尔哲学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成为过去式，反而始终具有时代的生命力。您是如何理解经典的黑格尔学说和当代现实性之间的这种张力的？

▲ 阿恩特教授著作：《辩证法与反思：论理性概念的重构》（Dialektik und Reflexion. Zur Rekonstruktion des Vernunftsbegriffs, Felix Meiner, 1994）书影

阿恩特：毋庸置疑，黑格尔哲学中存在许多受时代制约的东西，例如他的两性关系理论、他对立宪君主制的偏爱、他拒斥进化理论以及其他方面。但这根本不是说，黑格尔在经验科学方面显然没有他同时代的人看得远。虽然下述事实众所周知，但始终意识到这一事实却很有裨益，即自然科学在黑格尔的时代还不完全是可衡量、可计算的学科，而是在很多方面遵循概念解释的图式，这一图式在今天的自然科学研究者看来绝大部分是荒谬的。与黑格尔的时代相反，政治形势、社会形势和科学史的问题部分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一变化不可动摇。在何种程度上我们从中能推导出反对黑格尔的意见，并且这些反对意见涉及黑格尔的体系，而不“仅仅”针对实在哲学的事实，更别说是错误了？许多批评者认为，黑格尔完美无缺地呈现了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每一个都是微小的部分，都需要其他部分的支撑，这就足以指出摧毁整个体系的错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完全没有呈现一个封闭的体系，但这一点却被忽视了。实在哲学，也就是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仅仅是以“纲要”的形式被起草出来，就连《逻辑学》也没有真正完成，这明显体现在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存在论”之间的重要区别。就当时的时代而言，黑格尔还没有完全实现在《逻辑学》结尾处宣告的规划：理念——把自身总结为概念的概念——必须要在实在性中再次找到自身。在这背后，存在一个黑格尔称之为根本的，但却只是从边缘处处理的问题。黑格尔认为，概念不仅在自然中始终无法完全实现自身，而且在有限的精神（社会和国家）中也是如此。因而，实在性绝不能从概念的逻辑结构中推导出来。为了把握实在性，首先必须要解释的是，在实在性中究竟要把握的是什么，即什么要归属在概念之下，什么是相对概念而言外在的和偶然的东西。当马克思追问，应该如何把握一个特殊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逻辑，这就是他要面对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他以此克服了黑格尔的一个错误，因为黑格尔自身在《逻辑学》中强调逻辑与实在哲学的差异。这个问题一逻辑学与实在哲学之间的关系一在黑格尔的研究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但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却是显而易见的：从黑格尔的视角来看，对实在性的每一次把握就是去追问，是否能从这种把握中产生对于概念自身结构而言的结果，是否能产生（作为“绝对的”，亦即作为辩证方法的）理念的概念。正如我之前所说，黑格尔哲学致力于在实在性和经验科学中持续地检验和保存自身，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自身责成的强迫而不断更新。

朱：对黑格尔哲学经久不衰的研究兴趣，可以说是源于黑格尔哲学自身的现实关切性。毫无疑问，当下的黑格尔研究达到了一种其他研究领域都难以企及的精细入微的程度。但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耶拿早期手稿及其思想学说（1801-1803年）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国际黑格尔研究中都极少得到关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忽视了。在您看来，黑格尔耶拿早期手稿算是一种研究“空缺”吗？如果是，那又为什么会在黑格尔的研究史中出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研究“空白”呢？

阿恩特：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研究与“耶拿体系草稿”的编辑出版密切相关。“耶拿体系草稿”最初(即便是不完整)是在一个与马克思《巴黎手稿》问世类似的时间点出版的。耶拿早期文献中阐释和批判市民社会的某些类似表述不容忽视，西方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通过追溯耶拿时期的黑格尔而受到影响。卢卡奇关于青年黑格尔的巨著，以马克思理论为着眼点，总结了黑格尔耶拿时期这个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历史考订版的《黑格尔全集》中对耶拿手稿的编辑，再次推动了关于黑格尔耶拿时期的讨论。同时，在1968年学生运动关于新马克思主义讨论的过程中，产生了对黑格尔耶拿时期的强烈兴趣，但对黑格尔手稿的研究还是从发展史的角度。在这里我说一些代表性著作：基默尔的《思想的封闭性问题》（Das Problem der Abgeschlossenheit des Denkens，1982）、曼弗雷德•包姆（Manfred Baum）的《黑格尔辩证法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r Hegelschen Dialektik，1989）和克劳斯•迪辛（Klaus Düsing）的《黑格尔逻辑学的主体性问题》（Das Problem der Subjektivität Hegels Logik，1995）。基默尔、吕迪格•布布纳（Rüdigee Bubner）和我在2003年共同组织了一次会议，会议论文以《黑格尔耶拿体系构想的本身意义》（Die Eigenbedeutung der Jenaer Systemkoszeptionen Hegels，2004）为题出版。这次会议几乎没有推进新的讨论，毋宁说是对之前各种讨论的一次补充。这无疑也是与下述情况相关，即黑格尔研究——根据伽达默尔的格言“要逐字逐句地阅读黑格尔”（Hegel buchstabieren）——越来越陷入了文本的细节之中，而黑格尔哲学的整体及其发展史长久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实际上，我个人并不认为在此背景中，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研究是最迫切的研究空缺。在我看来，更加迫切的是要把《逻辑学》的起源与“耶拿草稿”以及极少被考察的“纽伦堡文理高中演讲”结合起来。

朱：我也注意到，您在1987年通过教授资格论文《论黑格尔精神哲学中劳动概念的起源和作用》（Zur Herkunft und Funktion des Arbeitsbegriffs in Hegels Geistesphilosophie，1985）进入了黑格尔耶拿体系草稿这一领域的研究。这一研究本身之所以有意义、有价值，是因为它对黑格尔成熟时期的哲学体系有一个起源的意义，即它为了解黑格尔的整个思想大厦和方法典范提供了溯源的线索，还是因为耶拿时期的研究本身就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您为何会关注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即便黑格尔自己在后期，例如在1821年的《法哲学原理》中不再强调劳动这一概念？

阿恩特：（自1979年起）我最初在柏林，不是在大学里，而是在一个编辑《施莱尔马赫全集》的研究机构工作。因此，我在80年代初跟随柏林自由大学由皮特•富特⑧和沃尔夫冈•勒菲弗⑨领导的一个工作组，从事黑格尔与马克思在辩证法问题上的研究。按照民主德国哲学家皮特•鲁本⑩的看法，所谓的“劳动概念”在此研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构想的目的在于，根据实际劳动过程的规定性来描述辩证法，并且以唯物主义的方式为辩证法定位。我的报告一当时的教授资格论文申请程序受到迈克尔•图尼森11的支持一就是紧接着上述讨论的，即以黑格尔的早期手稿为出发点，来描述黑格尔“劳动概念"（Arbeitsbegriff）的扩大直至"概念的劳动”（Arbeit des Begriffs），并从中推论出体系的意义。耶拿体系草案之所以占据重要地位，是因为黑格尔当时把实际的劳动过程分解为“精神”与自然的中介结构，但这一思想在《法哲学原理》中就不再明显地显示出来。黑格尔的耶拿论题在《逻辑学》的目的论章节中却产生一个巨大的回响。

朱：作为哲学教授，您以黑格尔专家著称，但您的研究却不局限于黑格尔。您始终尝试在与当下的讨论或与其他思想家（例如马克思）的关联中来探讨黑格尔。您的《辩证法与反思——理性概念的重建》和《历史与自由意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自由辩证法》两部著作就是典型的例证。在阅读您著作的过程中，我有这种印象，历史构成了您从事哲学工作的一个建构性维度。为什么您在哲学研究中如此地重视历史的视角？

阿恩特：显而易见，一直有把体系哲学和哲学史相互分离的尝试。在这点上，我同意黑格尔，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康德就已经指出，阐述纯粹理性的体系需要一种纯粹理性的历史。体系哲学要始终反思其概念和范畴的历史性。如果哲学史只是介绍各种观点，而不是去追问其体系的真理内容，那么哲学史就会沦为非哲学的综述。与各种特殊的经验科学不同，哲学体系和哲学草案不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脱离自身，以至于旧的体系在某个时候就会被直接超越，而是说它们包含问题和思想方法，这些问题和思想方法因远离各种受时间制约的理论而具有并一直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有人认为，纵然没有这种历史的维度，也能系统地进行哲学研究，那么他的视角就会变得狭隘，并有陷入一种非批判的、独断主义的危险。哲学需要不断地与其他主张交锋，包括历史上先前出现的各种主张以及对这些主张的论证。这也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行体系哲学的操作模式（modus operandi）。就此而言，我不是重视历史的视角，而是出于体系的原因采用一种历史的视角。

▲ 阿恩特教授著作：《历史与自由意识》（Geschichte und Freiheitsbewusstsein, Owl of Minerva Press Gmbh, 2015）书影

朱：您在《历史与自由意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自由辩证法》一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本书是在不断的怀疑与持续的不安中产生的：马克思的方案是什么以及怎样在许多方面与黑格尔相反？”您能给我们详细阐述一下，在何种程度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曾）有这样一种对立？

阿恩特：我很长时间以来都致力于找出，在马克思那里早已广泛传播的一种“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如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对立的。在经历许多年和若干探索之后，我最终确信，在此涉及的是一个“虚假问题”（Scheinproblem），即便后几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与马克思本人都是以“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之间的对立为出发点的。没有人（马克思也没有）直接提出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一种据说以神话为基础的哲学是如何能产生一种科学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按照我目前的看法，马克思在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中，主要没有注意到黑格尔的逻辑学与实在哲学之间的区别。结果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关于“辩证法的界限”（Grenzen der Dialektik）的论述，实际上只是在重复黑格尔关于实在性中概念的界限的论述。因而，与黑格尔的一种“唯物主义”的对立是无根据的。我并不认为，进一步去探索一种“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具有前景的做法，相反，应当要集中精力，从根本上来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

朱：在德国众多的哲学教授之中，您是其中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从事马克思哲学研究超过30年。为什么您始终保持对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兴趣？您的“马克思传记”《卡尔•马克思——试论马克思理论的关联性》在2012年再版，是为了满足现代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日益不断增长的需求。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或者说当危机出现的时候，例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病毒危机，马克思就会一再地被提及？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危机理论吗？它为什么以及怎样与当下的危机现状相关联？

阿恩特：马克思在黑格尔不再对现代（市民）社会的运动规律进行解释的地方，将黑格尔对现代社会的诊断继续推行下去。当（全球的）资本主义稳定运行，看似呈现美好前景的时候，马克思就受到反驳，甚至还被宣布为死亡。就此而言，在危机、危机意识与向马克思理论的回归之间存在一种关联。但我们现在是否应当谈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对此我持怀疑态度。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处方，而是一种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决方法的诊断工具。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运动规律的洞见使他能够向我们阐明，这一运动规律是如何损害财富的源泉、劳动者和土地的，而后者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经常被忽视的生态维度。齐藤幸平12在他由我指导的博士论文中，出色地处理了这一问题。但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又能得出哪些结论，马克思没有给我们预先指出。在这点上，马克思遵循黑格尔的无偶像论（Bilderverbot）：哲学无法教导我们世界应是怎样的。我们必须自己去看，究竟有哪些我们能从当下矛盾中找到的出路。

朱：您曾在一次《告别列宁神话》（Abschied vom Lenin-Mythos）的访谈中，表达了您对如何看待历史人物这一问题的观点。您要求，“清除神话，更清醒地看待历史人物”。我相信，我们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同样需要一种清醒的态度。在您所撰写的“马克思传记”中，您放弃了伟人传记的视角，而是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的理论工作遵循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的逻辑以及对这两者的理解，就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不能通过任何方式被解释为各种立场的表达而言，各种立场最终在马克思的主观性中有其原因。”从方法上来看，您把这称为理论自身的客观联系。这是一种清醒的认知进路吗？这又为什么构成您马克思研究的理论出发点？

阿恩特：毫无疑问，可以这样来撰写一本马克思的传记，就像迈克尔•海因里希13即将要开展的工作，那样令人印象深刻。同时，海因里希也避免了任何一种还原到马克思本人的还原主义。理论起源于语境，而语境又是由被称为“时代精神”的东西确定的。理论不能被归结为参与者的主观性，相反，理论是客观的。就此而言，我赞同后现代关于“作者已死”的说法，这一说法不是新知识，而是植根于经典诠释学历史批判的方法。

朱：在“马克思传记”这本书中，您这样总结：“在相互关联的视角之下，马克思的理论被证明是一个未完成、未结束的计划。”毋庸置疑，马克思遗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手稿、草稿和其他文献草案。我们也无法一劳永逸地完成他的规划。但很多学者却试图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来看待并加以阐释。当您说起“未完成的计划”时，这种“未完成”是在“量”的意义上还是在“质”的意义上，或者两者兼有？您能为我们详细阐述一下您对此问题的研究结论吗？

阿恩特：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很强的理论连续性，这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很早就看到了社会问题的意义并试图来解释他那个时代的社会运动，把握社会运动的趋势。同时马克思也清楚地看到，现代市民社会的运动规律在理论上还不能被充分地解释。因而在这点上，马克思开始了他的科学工作。这项工作——正如马克思所规划作品的不同写作计划表明的那样，《资本论》只构成了其中一个未完成的部分，对所规划的、宏大作品的重建是以黑格尔总结在“客观精神”标题之下的东西为目标：社会、国家和世界历史。其中起草出来的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第一个根本的部分，也就是《资本论》的第一卷。《资本论》接下来的几卷本都没有走出草稿的形态，在这些草稿中，马克思始终在尝试新的进路，从抽象的东西——商品分析——上升到具体的东西一流通领域的现象。这些草稿部分地也体现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进路，而且在马克思看来，它们只是部分地满足了所要处理的问题。计划要撰写的关于国家、世界贸易和危机理论的书，甚至还没有草稿。马克思从来没有对后来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进行全面的论证和阐述，只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出现了零星的说明和论述，他所计划的关于辩证法的著作也是微乎其微。马克思曾深入地，有时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也以政治家的身份密切关注日常现象，并做出评论，但时常也以相互矛盾的方式。出于对巴黎公社的直接印象，马克思把巴黎公社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但之后他不再这样看，认为巴黎公社不具备那种革命秩序的榜样特征。马克思的著作是一次对各种残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汇编：草拟的理论进路、提纲、草稿和各类论题。这些残篇虽然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即对现代市民社会进行历史定位和系统重构，但它们都无法构成一个整体，如列宁所说，无法构成一个“统一和完整的世界观”'因而，恰当地处理马克思著作的方式只能在于，进一步自主地发展他的进路，并用以解释当下的问题。

▲ 阿恩特教授著作：《作为哲学家的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als Philosoph, Walter de Gruyter, 2013）书影

朱：如果说马克思理论的全貌具体见于各类手稿残篇之中，那么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则具有重大意义。作为马克思研究专家，您为此项编辑工作也贡献了力量。我注意到，自2013年以来，您一直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国际科学顾问组的成员。您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项编辑工作吗？目前存在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阿恩特：实际上，我并未直接参与到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作为顾问组成员，我的任务主要是为编辑工作提供科学政治方面的支持，特别是针对可能的赞助者。以科学政治的方式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现在受到强大的压力，因为一方面被迫只能编辑那些必要的文本（但确定这些必要的文本要以全面掌握整体为前提）；另一方面传统的印刷品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而是要求数字化的编辑，尽管目前完全不能保证持续拥有这些数据库的使用权。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而言，这就意味着，笔记和节选部分将不再按照现有的标准完全被编辑出版，书信部分也将只以数字化的形式编辑。目前看来，无论如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可能以一种简化的方式结束，但并不会直接中断。

朱：我还想对您在公开场合参与的哲学活动做简要探讨。您（曾）在众多不同的委员会和组织中任职，有时甚至是担任要职。就您的经验来说，在何种程度上，参与这些公开活动是必要的？它在您自身的哲学研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阿恩特：各种组织和委员会不是从事哲学反思的地方，毋宁说，它们属于科学政治的事务。但在那儿片刻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和思考，会引起我的注意，以便在我所理解的哲学意义上来解决某些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对于哲学思考起重要作用的主要还是教学。我从与学生们的沟通交流中所收获的，远比在阅读书籍中的获益要多。

朱：最后我的问题是，回顾您长久的哲学探索之路，您想对那些像您一样对哲学感兴趣并有志于从事哲学研究的学生们和年轻学者们说些什么？

阿恩特：每个人都必须要走上自己的哲学之路，进入哲学。但这能否在一个学术事业的框架内实现，却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很难被影响，有时甚至是纯粹偶然的。“自己的哲学之路”指的是，每个人都应该要尊重传统，尊重知识，但每个人的判断都不应屈服于任何权威。在这点上，康德的格言始终有效：要敢于求知（sapere aude）!要敢于使用你自己的理性！我时常对我的学生说，自己首先要进入原文，形成一个自己的判断，然后再与二手文献的解释进行比较。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训练一种方法论上的怀疑，要对作者的立场观点（也就是研究对象）和作者的判断进行怀疑。只有这样才可能有充分论据地代表一些观点，尽管这些观点不得不一再地被修正。

注释：

①莱纳•马腾（Ramer Marten），德国弗莱堡大学荣休教授，海德格尔的最后一任助手，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哲学、生活艺术和宗教。

②赫里伯特•博德（Heribert Boeder），海德格尔和奥伊根•芬克（Eugen Fink）的学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史、古代形而上学和近代形而上学。

③乌特•古佐妮（Ute Guzzoi），德国弗莱堡大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形而上学、概念和图像。

④海因茨•基默尔（Heinz Kimmede），德国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伽达默尔的学生。曾主持参与《黑格尔全集》（第6卷）、《耶拿体系草稿I》的编辑出版，为推动黑格尔耶拿手稿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⑤伯恩哈德•瓦登费尔斯（Bethard Waldenfels），德国鲁尔大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现象学。

⑥卡尔弗里德•格律德（Karlfeed Gdnder），德国著名哲学历史学家，曾编纂《哲学历史大辞典》。

⑦尤尔根•弗雷斯（JVrgenFrese），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

⑧皮特•富特（Peter Furth），德国社会哲学家。

⑨沃尔夫冈•勒菲弗（Wolfgang Lefevre），德国历史学家。

⑩皮特•鲁本（Pete Ruben），主要研究领域为自然哲学和马克思哲学。

11迈克尔•图尼森（Michael Theuniten），德国著名黑格尔和克尔凯郭尔研究专家，曾获雅斯贝尔斯奖和黑格尔奖。

12齐藤幸平（Kohei Saito），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副教授，曾在阿恩特教授的指导之下获得博士学位。

13迈克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德国著名马克思研究专家，计划撰写三卷本的《马克思传》，2018年已出版第一卷。

 （采访整理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国际著名黑格尔专家”讲座预告

2022年9月2日

Andreas Arndt（柏林洪堡大学）：

"Die Eumeniden schlafen":  Über die Fragilität der Moderne

2022年9月9日

Klaus Vieweg（耶拿大学）: 

Hegel und der Anfang der Philosophie

2022年9月16日

Jean-François Kervégan（巴黎第一大学）：

The Institutionality of Sittlichkeit

2022年9月22日

Anton Friedrich Koch（海德堡大学）：

Hegels Lehre vom freien Willen in der Einleitung zur Rechtsphilosophie

2022年9月29日

Michael Quante（明斯特大学）：

Zwischen Würde und Pluralismus: Aktualität und Grenzen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he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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